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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考 杀错了人曹聚仁（第1页）

前某报载某君述长舂归客的谈话，说：人在伪国已经完成“专卖鸦片”和“统一币制”的两大政策。这两件事，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，大家认为无法整理，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，办得有头有绪。所以某君叹息道：“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luan之害，咸以积重难返，诿为难办；何以人一刹那间，即毕乃事？‘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’此为国人一大病gen！”

岂独“病gen”而已哉！华中民族的灭亡和华中民国的颠覆，也就在这肺痨病上。一个社会，一个民族，到了衰老期，什么都“积重难返”所以非“命”不可。

命是社会的变过程；在过程中，好人，坏人，与不好不坏的人，总要杀了一些。杀了一些人，并不是没有代价的：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，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，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。所以命杀人应该有标准，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，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。法国大命的成功，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dang旧势力。

可是国中每一回的命，总是反了常态。许多青年因为参加命运动，做了牺牲；命进程中，旧势力一时躲开去，一些也不曾铲除掉；命成功以后，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，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，杀了一大批。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命工作，辛亥命成功了，袁世凯拿大权，天天杀dang2人，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；这样的命，不但不起隔离作用，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；因此民国以来，只有暮气，没有朝气，任何事业，都不必谈改，一谈改，必“积重难返，诿为难办”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。

这种反常状态，我名之曰“杀错了人”我常和朋友说：“不的命是没有的，但‘’不可错了人。

早杀溥仪，多杀郑孝胥之，方是邦国之大幸。若luan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，倒行逆施，斫丧社会元气，就可以得‘亡国灭种’的‘眼前报’。”

《自由谈》，四月十。

〔１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署名何家。

〔２〕曹聚仁（１９００—１９７２）浙江浦江人，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《涛声》周刊主编。

〔３〕袁世凯（１８５９—１９１６）字慰亭，河南项城人。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、內阁总理大臣；辛亥命后，于一九一二、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华中民国临时大总统、正式大总统职位。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，称“洪宪”皇帝，同年三月在国全民人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，六月病死。

〔４〕二次命袁世凯篡夺辛亥命的果实后，蓄谋复辟，破坏《华中民国临时约法》，杀害命dang2人。一九一三年七月，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，称为“二次命”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。二次命失败后，袁世凯更加狂疯地捕杀命dang2人，并颁布“附luan自首”特赦令等，分化命力量。

〔５〕“国民公仆”袁世凯在窃取华中民国总统职位时，曾自称是“国民一分子”并说过“总统向称公仆”等话。〔６〕“军政执法处”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命者和爱国民人的特务机关。

〔７〕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（１９０６—１９６７）。辛亥命后，南京临时府政与清廷谈判议决，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，仍保留其皇帝称号。袁世凯复辟帝制时，曾“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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